挽联可以嵌名吗？（陕西 冯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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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珍重嵌名联 莫再无端泼冷水

——兼为嵌名挽联辨冤

冯宝哲



几年以前，笔者曾经在《中华楹联报》上看到过一篇王家安先生所写《挽联实不宜嵌名》的文章，深感难以认同，但考虑到王先生是我敬佩的后起之秀，如与之争论，恐难免伤其之锐，故采取了求同存异的做法而隐忍不语。挽联不宜嵌名这个论点见刊后虽然有人附合，但不同认知却也不少，有的附合者对此却置若罔闻，以偏盖全地宣称挽联不宜嵌名已经形成共识，这就使我觉得言之武断了。看起来此论不可小窥，它的影响几乎是给嵌名挽联判了死刑，也让喜欢嵌名联的爱好者兴味索然，自感无趣。我不否认王家安先生在全国联界的影响力，正因为他的影响巨大，其立论更应谨本详始，掌握分寸，如有偏差，其后果可能难以掌控。有鉴于此，笔者觉得再也不能沉默了，故也就挽联是否可以嵌名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与大家共同探讨。

首先，我们要弄清什么是嵌名联？嵌名联，顾名思义，就是嵌入人名的对联，也就是把人名、地名或其他事物名称嵌入联内的有关部位，使上下联相互对应。嵌名联语言精练，感情充沛，表意明确，机巧有趣。随着历史的演进和艺术的发展，形成了数十种字格，形式更加活跃。使作者能更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法，创作出更富有特色的作品，赋予人名或商号名以天地之灵气，圣贤之哲思，儒雅之风采，诗赋之韵味，并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自中楹会成立以来，嵌名联受到了广大联友的青睐，佳作连篇，精品叠出，不少联家出版了自已的嵌名联专著，中楹会副会长方留聚先生就曾经出版过篇幅达到五十多万字的《留芳聚萃》全国师友惠赐嵌名联作品集。可以说嵌名联的发展势头强劲，盛况空前。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面对这样的大好局面，有的联家竟视而不见，一笔抹煞，并且发出了“有人开始厌恶，也有人开始质疑，不嵌名，难道就做不到那一个‘切’字？”这样的感慨来！他从前人的记载中考证出：“起初嵌名联的使用，多不是在庄重的场合。” “前人写嵌名联，主要就两种情况，一是出于戏谑嘲讽目的，拿别人名字来玩笑；另一种是显示风流的赠妓联。”这显然是从源头上把嵌名联污名化了，以这种令人不爽的办法来给嵌名联抹黑，我是很不赞成的。

不喜欢甚至厌恶嵌名联的联家，你尽可以不写嵌名联，那是你的自由，无人干涉，但是你千万不要找理由来亵渎它、糟蹋它。挽联宜不宜嵌名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应该盆打了说盆，瓮打了说瓮，你不能为了否定嵌名挽联而给整个嵌名联泼污啊！即便真如你所说，那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事物的发展与成长总有一个不断补充、不断完善的过程，充其量也是嵌名联走了一段弯路。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浑沌的矿石充满杂质外型狼藉，新生的婴儿尿溺污身不能自理，我们总不能将其视为秽物而遗弃吧。以这种轻率的方式，错误地为嵌名联定性这是广大联友所不能接受的。况且这种说法是否是真正的源头，尚有疑问，其立论的依据是经不起推敲的。笔者认为，要说嵌名联的起源，远的可以追溯到西晋，真正的源头应当是《世说新语．排调》所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这就是说，西晋才士陆士龙、荀鸣鹤在一次拜见任过中书令的文学家张华（茂先）时，张华要求二人交谈时不用平常的俗话自我介绍，于是便有了嵌名联：“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这已经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了，许多学者视此为对联的起源。这种低水平的整嵌法尚且受到人们如此关注，那么随着它的技巧纷繁而更得人们喜爱能不正常吗？退一步讲，五代后蜀孟昶的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所以广泛流传，其实就是因为巧合“余庆”和“长春”嵌名而引人注目的，被称为春联的始祖，难道我们能够因为其预兆孟昶国破家败的一语成谶而否定整个春联喜庆祥和的存在价值吗？由此两例，我们是否可以说嵌名联就是对联的开山鼻祖？这种提法是否恰当，当然可以商榷，但起码能够说明污名化的源头定性是不准确的。

还有人说：“在古代中国，对人一般是称其字、号，直呼其名的被认为不敬。而且不仅东方，即便个性张扬的西方，一般有教养的后辈、后学也不会公开叫长辈、师长姓名，更何况人类还有‘逝者为大’的传统美德。如此想来，在表达哀挽悼念之意的庄重文字中，又怎能直呼逝者姓名。”“时下，这股挽联嵌名的风气应该有所遏止。楹联是一门有传承的艺术，有些地方可以创新，但创新须有度。例如婚联、同辈庆生联，以及题赠联中，有时嵌名也徒增妙趣，未尝不可，目前也得到较多人的认可，有值得通融理解的地方。可无论从前人创作实例、文献记载，亦或是国人礼仪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来看，挽联则确实不宜嵌名。”总之一句话，嵌名联似乎已经达到了创新无度的境地，需要刹车，即使对婚联、寿联、题赠嵌名联网开一面也是采取通融的办法，而对嵌名挽联竟然发出了“遏止”的警告。情况真的这么严重吗？笔者对此持否定的看法，并且要严肃地发问：是谁对嵌名联发出了这样的禁令？！

对于古人留下的规矩，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继承，优秀传统应当发扬光大，封建糟粕则需坚决摒弃，如果全盘照搬那就叫食古不化了。关于避讳，《春秋》一书《公羊传•闵公元年》中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古制，形成了完备而严苛的避讳制度。它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森严，而且给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戕害。它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令人惊诧的事例：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宋时陆游编著的《老学庵笔记》卷五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清康熙名玄烨，陕西巡抚毕沅在书写“唐玄宗泰陵碑”时将“玄”改为“元”，于是唐玄宗到清时便成了唐元宗。特别出格的是清乾隆时大理寺正卿尹嘉铨退休后惹怒皇帝，其罪状之一就是自称“古稀老人”，因乾隆帝曾自称古稀老人，并已布告天下，尹因此犯了欺君大罪而掉了脑袋。更有许多因“文字狱”被杀的冤魂实在难以计数，由避讳而生的血泪洒满史册。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以及时代的进步，避讳制度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陈迹。

所谓姓名，是人类为区分个体，给予每个个体的特定名称符号，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人群个体差异的标志。由于有了姓名，人类才能正常有序地交往，因此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姓名。离开这个名称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络是寸步难行的。进入现代社会，在人际交流中互相称名道姓这是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坦诚相见不落俗套的君子之风。如果一个人听到别人直呼其名而感到反感，很可能是他的自我定位出了问题，自感人中龙凤，不同俗物。至于后辈、后学能否直呼尊长、师长的姓名，笔者认为，必须区分场合与氛围，例如我们常常在影视中可以看到，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儿女直呼老爸老妈的大名并加上同志的称呼后，倒显示出融融温情而衬映出彼此间无拘无束的亲密真爱。另外如果后辈必避长辈之讳，那么公墓中的墓葬碑就属犯忌而早应作废了，因为那上面就写有死者的名讳，而立碑之人绝大多数必然是墓主的后嗣，这在封建社会也不避忌，祖宗牌位，照书其名，更不要说现代文明社会了。如果再执拗地坚持所谓“避讳”，恐怕就流于愚腐了。关于写嵌名联是不是就是直呼其名，只要稍有分辨能力的人都会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本来就是不能混同的两个概念，属于两码事。既然是“嵌”，必然是夹在其它的字词之中，何来直呼之说？至于拿出“逝者为大”作招牌，并且把它升华为“传统美德”，我就更是不解其意了。“逝者为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执行死刑的罪犯也能“为大”吗？笼统的一句“逝者为大”，就能说清挽联不宜吗？写个嵌名挽联表达心意，不知因何同“为大”发生抵触？联作的是否成功，主要是看联意，看它所表达的情感是否真挚，与它是否嵌名应当没有关系。有人还以“前人很少写嵌名挽联”为由，证明“不宜”的论点，笔者要反问，这是要求对前人亦步亦趋吗？今古的认知、社情大有不同，如果泥古自封，画地为牢，那社会还能前进么？。

通过以上辨析，笔者认为对嵌名联源头的污化和对嵌名挽联的非议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的传播却确实已经产生了一些相对消极的后果，近几年在这股冷风的影响下，嵌名联的发展环境受到了压抑与遏制，许多爱好者感受到了精神的压力。这种毫无来由的贬谤与侵袭，对于本身并无过错的一种对联体裁来说，无疑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嵌名联本来就是对联大家庭中的合格成员，并非异类，甚至还是一枝奇葩，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艳丽。它本身是无辜的，既不惹事，也不烦人，不应受到这样的歧视、责怪与伤害。爱好嵌名联的联家们应当抹去阴影，甩掉包袱，调整心态，抖擞精神，积极行动起来，理直气壮地挥动妙笔，发挥特长，创作立意高阔、措辞优雅、行文流畅、平仄协调、工稳贴切，了无痕迹的嵌名佳作。既要多出精品，又要防俗防滥，抵制牵强附会，生造词组的粗劣。讲究质量，追求完美，让嵌名联重现盎然生机，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来！

上述拙见，恭请方家批评指正，也期望能在讨论中与家安先生取得共识。



【作者简介】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渭南市楹联学会顾问，被授于秦东联坛十老、陕西省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