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关于严海燕老师及其增订版《对联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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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关于严海燕老师及其增订版《对联通论》
彭三妮  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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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而迂阔的守望者



严海燕老师的增订版《对联通论》近期出版了，并荣获第三届“瓯海杯”对联文化奖（理论奖）。《孟子》有言：“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既是严老师往届的学生，也是该书书稿的校对整理者。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作者的了解，可能比对该书的了解还要深。由于母校的选课规则，严老师“对联欣赏与创作”等课程的开设并不理想，我们跟着严老师上课最多的是“古代汉语”“汉字与书法”等；如果不是参加严老师领衔的“咏而归诗联学社”及其活动，我们与诗联的缘分可能就定格在“古代汉语”课堂上获得的基础知识上，而不会有任何创作实践的机会。此外，诗联文体（尤其是对联文体）至今也未被自由文学界、学术界所真正认可，其教学与科研成果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被重视程度也不一致。
2000年代，严老师还能够凭借《诗词通论》《对联通论》的出版而获奖，甚至评上副教授，到了2010年代则屡遭挫折。对联界的CN刊物《对联》至今无法跻身核心期刊，即便严老师刊发其上的《为什么要在对联界提出“现象写作”》《一个传统文学意象的现代命运》在深刻性、独特性方面并不亚于那些所谓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上的对联论文，但它们再也无法继续获奖，甚至连基本的科研成果都不被计算在内。看到当年与他一起读研的同学都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很多朋友都劝严老师放弃对联研究，“转场”为学术体制所认可的领域。甚至有人捎话，只要他愿写赞扬某某作品的文字，保证发在某某核心期刊，但严老师都不为所动。
我们在“壹学者”公众号（2023年1月4日）看到一篇题为《北大教授吴飞：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读书》的文章，其中写道：“老师们，在花样翻新而又许以重金的课题压迫下，制造着成堆的学术垃圾；学生们，在层出不穷的教学改革的驱赶下疲于奔命，浪费着青春”。对于当下某些高校生态而言，这里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同样地，对于“厉害了”等浮躁标题语的盛行，以及将刊物划分为三六九等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学术大跃进”，严老师也不以为然，但他只能报之以苦笑和不睬。随着年龄的增大、上网观看电脑屏幕的几率陡增，他原本羸弱的身体也出了问题，各方面疾病接踵而至。然而他逆风飞扬，毅然决定从2019年起着手进行《对联通论》的修订工作。正如他在本书“后记”里所写的，他想在被疾病和衰老击倒之前，完成关于对联的新思考，完成自己此生的使命。其间纵然先后九次住院，他也手不释卷。我们曾在网上看到一句话：“人生最艰难的修行便是，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瓯海杯”对联文化奖（理论奖）并不属于体制大奖，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对联界最有分量的奖项。严老师两次入围、最终获奖，应该说终于“见微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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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涵、有想法的对联著作


（一）起名通论，就要涵盖全面
严老师认为，既然叫做《对联通论》，那就必须涉及对联的方方面面，也因此需要作者有多种知识储备以及动手能力。而他自己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从小接触对联和书法，本科时曾经全文抄录谭永祥的《修辞新格》，读研时研究的又是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工作后更是讲授了不少文化类、传播类杂课，所以比较有条件做通论式研究。
鉴于全书体系庞大，内容繁杂，特别是第一版留下大面积的注解，为了容纳、消化这一切并使之条理化，严老师除增设大附录、小附录，还增加了“延伸阅读”这一体例。譬如在“挽联”一节，他发隐掘微，增加了“延伸阅读：挽联讨论的引申与补充”一段文字，并明确指出，与当代对联界不同，古代很少有人写“哭亲诗”“哭亲联”，当代人所写的所谓“挽孙中山联”的联题其实也不能成立。在“过往的回顾”一节，他正视当下对联学术热点，增加了“延伸阅读：联界与类义词分析法”这一内容，专门介绍了针对类义词在对联格律分析中的运用，包括严老师在内的联界三四位专家的不同看法。
（二）以民俗申遗，就要做田野调查
为了实现对联的现实关怀，严老师放弃了对于书斋联、商业联等联类的全面考察，将笔墨重点移位于他所命名的“四大民俗对联”。他说，当初对联界将对联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以“楹联民俗”的名义进行的，不管当代人如何将对联从“柱头”移向“案头”，对联作为民俗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不能忘记了这个根本。
很多人以为严老师出身乡村，对于从前的习俗了然于胸，无须费力调查，其实不然。他自小被称为“书呆子”，对于书本之外的地理民俗、人情事故等并无多少详查。除去自我回忆和查阅文献，很多与对联有关的民俗细节，依旧需要他“访贫问苦”，需要亲临现场或电话询问。
就春联而言，严老师在第一版发掘出“守制联”“副春联”，修订版则增加了福德祠联、祖宗图谱卷轴联等，还讨论了与春联相映成趣的“挂钱”以及春联不贴后门只贴前门的规定。就婚联而言，第一版有“嫁女联”“招赘联”“荤对子”，修订版则新增“贺婚联”“复婚联”“再婚联”以及古人不曾有过的集体婚联、结婚纪念联等。就挽联而言，第一版有“自挽联”“墓联”，修订版则辨析了“挽联”与“丧联”、“真的生挽”与“假的生挽”、坟联与墓联、祠与庙等的区别与联系。
《抱朴子》有云：“非得道者，安能见闻？”因为严老师一心一意琢磨对联，某些生活际遇也变成了他的田野调查。2016年参加“一带一路”中国楹联文化翠峰山高峰论坛，当他发现当地藏族同胞向空中抛洒小纸片时，马上由这种叫做“风马”的民俗联想到了“甲马”“财马”，并在三年后将它们写进书中。
（三）欲建学科，就要有定位、有问题
作为第一批闯入对联研究领域的文学硕士，严老师对于对联学科这类话题天生敏感。他在2018年发表的《“对联学”：曾经的关注与当下的问题》一文中，正式讨论了对联的“学科归属”和“文体归属”等问题。在增订版《对联通论》中，他又对对联学科做了系统的分类和阐释。
严老师专研学问，心无旁骛，生活上自理能力差，很让人操心。有意思的是，他却始终关切着对联组织和对联人的处境。他似乎很清醒当下的体制环境，因此主张学术构建与现实生存并举，两者能够互生互动。譬如，他曾经为中国楹联学会羽翼未满就脱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而遗憾，为《对联》纸媒经营艰难、优秀对联学术著作被关怀不足而焦虑，为对联界没有像“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那样有体制背景、有稳定资助、有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对联奖而感叹……说句大不敬的话，尽管一把年纪了，可他的思想有时倒像个憨痴而执念的大孩子一般。他时常感到困惑：为什么几十年都过去了，自称属于文学大家庭的对联界，仍不借鉴其他文体并反观自我？为什么非汉语言文学出身的对联人，反而喜欢谈论对联的“文学性”？为什么诗词界早就进化到了思想层面，对联界却依然揪住形式层面的对仗不放？为了引导对联界冷静头脑，理清思路，严老师在《对联通论》（修订版）“让对联研究具有学术深度和广度”一节中，一口气提出21个对联研究课题，其中创作层面11个，理论层面10个。
（四）加盟文学，就要讲普适性、现实性
很多对联人似乎并不关心当下的世道人心，他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田园牧歌时代，停留在杨朔散文时代。严老师后期的主要精力，大多集中在对联文化的研究上，但他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先前关于对联的文学性之立场。他反复指出，文学事关人生意义和人性秘密，艺术性的表现手段不能代表文学本身，尤其不能代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对联既然自称文学，那就应该考虑文学的普适性原则，不能总是高举特殊性这一挡箭牌，也不能总是迷恋骸骨。
对于对联生态中存在的诸多现象和瑕疵，严老师都不回避。但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于对联创作与对联评奖中现实性元素缺乏的持续性关注。在“社会在转型撰（春）联者应注意观察和思考”一节，他提到了鲁迅著名的“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的一段话。在 “（对联）认识功能”一节，他又前瞻性地发出担忧，即今后很可能会有人像刘师培、陈寅恪、黄永年“以诗证史”一样，面对不尽写实的获奖对联，也来一个“以联证史”。
（五）谈及修辞、书法、译介，就要有所讲究
谈及修辞，就要正本清源。几乎所有谈对联的图书，都要涉及修辞和修辞格。但什么是广义修辞？修辞学与语言学有无边界？如何定义修辞格？很多读者其实并不了解。部分图书（包括部分中文系教科书）一上来就比喻、排比、拟人，仿佛这就是修辞的全部似的。某些对联专家在进行辞格举例时自相矛盾，讲的是对联辞格，举出的却是诗文例子。
谈及书法，就要检视明清民国及当代楹联书法，并要提炼现象，找出问题。譬如，被今人视若拱璧的清代楹联为什么罕见草书字体？八大山人为什么要将落款放在作品左下角？刘熙载、包世臣、郑板桥、曾国藩的书法水平到底如何？为什么要警惕款识不完整的清代楹联拍卖作品？“挑山对联”为什么式微？金粉对联为什么没有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如何看待丰子恺对联书法里使用叠字符？
谈及译介，就要顾及“源语文化”与“目的地文化”转换。尽管英语里的couplets与对联不全是一回事，但严老师并不因此反对翻译对联（句），就像他并不反对春节放鞭炮一样。他只是强调，要做好“目的地文化”的转换工作，否则对于“源语文化”原汁原味的要求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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