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晋之乘》 二节

芭莎

晋之乘  二节
-----王鏊

    大贤之论圣经，始则同于诸史，终则定于圣人。
    盖《春秋》未修则为鲁国之史，《春秋》既修则为万世之法也。圣人之作经，夫岂徒然哉？昔孟子之意，若曰：古之为国也必有史，史之载事也必有名。彼晋尝伯天下矣，其为史也，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故名之曰“乘”焉；楚尝伯天下矣，其为史也，兴于记恶垂戒之义，故名之曰“梼杌”焉。以至鲁为中国之望，其史必表年以首事，故错举春秋以名也。于斯时也，《春秋》未经仲尼之笔，褒贬不明，亦一《乘》而已矣；芜秽不治，亦一《梼杌》而已矣。
    是故以其事言之，齐桓创伯于葵丘之盟，晋文继伯于城濮之战，其事伯者之事也；以其文言之，诸侯有言左史记之，诸侯有行右史记之，其文史官之文也。何以异于列国之史哉？然孔子尝曰其义则丘窃取之，则夫子以春秋之素王，秉南面之赏罚。一褒一贬，皆圣心所自裁；一笔一削，虽游、夏不能赞。中国而人于夷狄则夷之，凛于斧钺之诛也；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宠于华衮之锡也。此孔子之《春秋》，虽曰旧史之文，而实为百王之大法也。嗟夫！《春秋》之作，自姬辙既东，王室衰微，礼乐不由天子，征伐出自诸侯，泯泯棼棼，圣人忧之，于是笔削一经，垂法万世。然使鲁之史官阿谀畏怯，君过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法万世，将何所据乎？此史之功高于伯，而孔子之功倍于史。

【评】如题顺叙而波折自生，于过接处、收束处着意数笔，便觉神致疏宕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