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该远离趋同思维【作者：张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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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兴贵，男，山西临县人，1966年出生。现为山西省楹联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先后在国内征联中获奖300余次，发表楹联论文20余万字，四十多副对联悬挂到各地风景名胜区，用楹联为主的传统国学独家打造了临县两个大酒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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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兴贵

   即将到来的一年是农历戊戌年，依照十二生肖轮换，就是狗年。不知从何时起，春联中嵌入生肖名，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似乎不这样就不切“当年”。不过，中国文化果然有趣，原本很不雅的一个“狗”字，被文人们用“犬”代替，犬在戊戌年的春联中，无处不在、无人不用。于是在前几天，笔者有感而发题了一副谐趣联：

    依古俗迎春，联中岂可无生肖；
    看方家尚雅，笔下何曾有狗名。

    从这个现象中，笔者联想到征联界许多疑似抄袭，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联想到许多地方的征联，嵌入地名者倍受青睐且年复一年的现象；联想到诸如“谁怎么怎么，我如何如何”等句式被许多人指责，又被许多人拿来的现象，笔者不止一次地思考，造成所有这一切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不妨从对联创作的本质说起。对联，无疑是一种文学体裁，文学创作，无疑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活动，从立意到遣词、布局，无不是作者思维活动的体现。思维最初是人脑借助于语言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应过程。思维以感知为基础又超越感知的界限。它探索与发现事物的内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这一段话比较理论化，说的通俗一点，思维就是一个人考虑事情的方式。

    人类的思维，以求同思维为主要特征，比如，你看到大家都抬头看天，肯定也会去抬头看天，其心理就是“你怎么、我也怎么”，在文学创作中，求同思维是创新的最大绊脚石。相别于求同思维，就是求异思维，也就是发散思维，特点是：你怎么，我偏不怎么。

    求异思维，是一种发散状态的思维方式，是指大脑在思维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状。如“一题多解”、“一事多写”、“一物多用”等方式。 不少心理学家认为，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最主要的特点，是测定创造力的主要标志之一。当我们惊叹于司马光砸缸的聪明时，是否想过司马光的思维就是求异思维呢？因为在现实中，当人面临溺水而亡的时候，求同思维是——让人离开水。而司马光之所以要砸缸，就是来了个求异思维——让水离开人。

    古今对联中，凡是被人称颂的对联，许多就是运用求异思维的。

    岳飞庙中，有一个秦桧夫妇跪像，上面有一副对联很有特色，这副对联是：

    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于此？
    啍，妾虽长舌，非老贼不到如今。

    秦桧是奸臣，谋杀了岳飞，对这样一个人，人人痛恨在心，给秦桧写联，求同思维就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直接抨击，典型的就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骨无辜刻佞臣”。跪像前的这副对联，用的就是求异思维，作者没有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从秦桧夫妇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当时很风光的奸臣，如今长跪在岳飞面前，被许多人唾骂，内心肯定有非常复杂的活动，而作为奸臣夫妇来说，他们不可能自我反省，而是互相指责对方，作者此时成了秦桧夫妇的代言人了。

    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古今人给岳阳楼题了无数对联，当然很多是精品，但是清代李秀峰给岳阳楼题的一副联却别具一格，内容是：

    吕道士太无聊，八百里洞庭，飞过去，飞过来，一个神仙谁在眼?
    范秀才亦多事，数十年光景，什么先，什么后，万家忧乐独关怀。

    写岳阳楼，涉及吕洞宾和范仲淹，这是求同思维，但是作者在求同的同时，主要用了求异思维，这就是：运用谐语——也就是从表面看是对这两人的不屑一顾，而其实表达的依然是赞扬。同中求异，自然不俗。

    求异思维，说白了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主动地努力做到与众不同、与己不同。

    无需讳言，当今时代，征联已经是对联繁荣的主阵地了，我们也无需讳言，在众多的征联中，的确产生了许多佳作。但是似曾相识的立意、似曾相识的句子、似曾相识的句式也的的确确令人反胃。也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会有不同的阐释，而笔者今天主要着眼的是思维方式。比如春联征集，主办方（评委是其代言人）想：去年是鸡年，春联中到处是“鸡”，今年是狗年，当然需要体现“狗”啊，这有错吗？他们“火星市”征联，选出的联嵌入“火星”，非常适合本地用，我们“木星市”也这样做，不是更加突出了地方元素了吗？这有错吗？你说这不是趋同思维是什么？再比如参赛者，面对某地的春联征集，翻看一下前几年该地的获奖联，发现一个秘密：嵌入生肖名与嵌入该地地名，中奖率很高，于是乎你也瞄准这两点，他也瞄准这两点，这难道不也是趋同思维吗？许多疑似抄袭的现象，笔者以为“巧合”的几率实在微乎其微，不少人将目光投向揭晓联中，也许就是看哪一个词语现在“走红”，然后拿来一用。

     就比如写狗年的春联，不但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犬”代替狗，这一点趋同的实在令人惊讶，而且“犬印梅花”四字几乎是所向披靡。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文化中，狗的最大特征就是“忠” ，但是在我看到的狗年春联中，体现“忠”意的春联非常罕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难道与趋同思维无关吗？

    写到这里，笔者又想起一件事，不久前，《燕赵联坛》面向联友们征集贺联，在发出启事的当天晚上，笔者曾和一位联界知名人士“预言”，在这个活动中，“燕赵”一词会倍受青睐，就在那两天我看到的贺联，大部分贺者用这个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没有追踪验证，所以后来的贺联如何，不得而知）。笔者在这里无意说用“燕赵”一词的贺者怎么怎么，而是以此证明，趋同思维时时刻刻束缚着我们每一个对联创作者，笔者也是其中之一。

    如果在下笔前，我们想一想，我的这个立意、我选择的这个词语会不会与别人撞车？那该多好！

    有一句话，我们都耳熟能详，这就是“思路决定出路”，而决定思路的则是我们的思维，对联创新决不能成为一个口号，而应是一种躬行，躬行创新，就应当远离趋同思维，走近求异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