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月楼联语》民国·张伯驹 张伯驹小传(楼宇栋文)

郁离子

附：张伯驹小传(楼宇栋文)

　　张伯驹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戊戌年(1898年)正月二十二日生。张伯驹原名张家骐，为张锦芳之长子，幼年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字馨庵)。张镇芳为壬辰(1892年)进士，以直隶候补道任永平府七属盐务总办。伯驹七岁由家乡至滦州省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父调署长芦盐连使，伯驹随父去天津，于家塾读书。辛亥年(1911年)与袁世凯之四五六七子同入新学书院肄业。是年秋，武昌革命事起，沿旧时小乱居城大乱居乡之说，伯驹被父送回家乡居住。清室退位改民国，张镇芳由署理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伯驹入河南陆军小学。不久，父卸任，他随父入京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肄业，时袁世凯以陆海军大元帅兼任团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团长，伯驹二十岁毕业。是年(1917年)张勋复辟，父任度支部尚书议政大臣。复辟失败后，张镇芳与雷震春(复辟时为陆军部尚书)以为北洋派内哄无所顾虑，同回天津，行至丰台被逮捕，押解陆军部后，雷震春移军法处审判，张镇芳移大理院判刑。时京畿发生水灾，熊希龄任赈灾督办，托人言于张镇芳，请捐款助赈，愿出面营救。张镇芳允之，由伯驹出名，毁家助赈，捐现洋十万元、交通票公债十万元。熊希龄以此项捐款成立香山慈幼院，张镇芳与雷震春以发往前敌效力结案。

　　1918年，张伯驹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安徽督军为倪嗣冲)，后安武军改为陆军，伯驹任长江巡阅使署谘议。后因倪嗣冲病辞职，长江巡阅使裁撤。

　　张镇芳对盐务熟悉，袁世凯任总统时曾条陈创办盐业银行，公私合办，各出资百万。袁世凯逝世时，盐务署仅入股八万元，遂改为商业银行，张镇芳任总理，张勋、袁乃宽任协理。复辟失败，张镇芳被扣押陆军部时，段芝贵以京畿卫戍总司令名义派吴鼎昌接任盐业银行总理，次年(1918年)吴鼎昌成立盐业银行董事会，伯驹任监事。

　　1921年，伯驹任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四省经略使署谘议(经略使为曹锟)。曹锟函荐伯驹于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吴派伯驹在参谋处任事，但并未赴任。

　　1923年，伯驹时年二十六岁，以近畿水灾结案，熊希龄为褒奖伯驹，给予二等大绶嘉禾章，以简任职，分发陕西任用，为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兼驻京代表。

　　1925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倒戈，曹锟下台，刘镇华战败下野，伯驹时年二十八岁。伯驹虽厕身于官场，但十分不满军阀那套腐败生活，更看不惯上层人物那种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对老百姓却敲骨吸髓，彼此之间又尔虞我诈的虚伪行径，乃决心离开旧军队，辞去一切挂名差事。谁知家庭里又作主将他在自己父亲首创的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中挂了个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总稽核之名，直至1935年。

　　人生“三十而立”，恰如其言，张伯驹走上艺术之路岁正三十。他自三十岁起，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则出于爱好，后则以保存中国主要文物不使其流入国外为旨，变产借债亦事收蓄，如传世最古之法书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之绘画隋展子虔《游春图》皆经其收藏而得以保存，进而成为近代著名之书画收藏家。

　　1934年，张伯驹任南京盐业银行经理。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成立后，伯驹兼任监察委员。卢沟桥事变后，南京盐业银行迁往重庆。后共推伯驹去上海照料总管理处事务。

　　1941年，张伯驹不幸被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在上海绑架，索价300万(伪币)，不然“撕票”。绑匪通知张夫人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一见。得见时，伯驹已憔悴不堪，潘素不免唏嘘。可张伯驹已将生命置之度外，悄悄关照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他对国之瑰宝之爱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40万。经过多方奔波借贷，张伯驹总算被赎出来了。是年秋，张伯驹携全家入秦。一路中，将国宝《平复帖》缝入衣被，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可见用心之苦。

　　1942年张伯驹任秦陇实业公司经理。

　　日本投降，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为伯驹旧友，聘伯驹为顾问，襄助军政。伯驹随前进指挥所先回北京。伯驹初认为日本投降，中国局势当将好转，对前进指挥所襄助颇多，但努力后见接收单位及军政机关贪污腐化，国民党政府且将准备内战，他的态度遂渐行消极。孙连仲到京后，以唐山市及石家庄市两市长职由伯驹选任。伯驹皆辞不就。时只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任凤苞病故后，伯驹仍以与盐业银行历史关系，代表没收押款股票股权继任董事长。时又任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等职。

　　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地下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北京大学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解放军包围北平时，伯驹、侯少白先生、邓宝珊将军三人各在不同场合劝说傅作义将军要保护首都文物，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傅对伯驹的意见比较尊重，由此对和平解放北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北京盐业银行成立工会，当时对工商业的口号是公私互助、劳资两利。伯驹出席讲演，谓进一步应劳行两利，由劳方将行维持好，准备到时将行交给国家。银行公私合营后，伯驹代表盐业银行任董事。重估财产完竣，重选董事时，伯驹提出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虽经挽留，伯驹仍以实事求是为由，退出了公私合营银行。

　　解放后，张伯驹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北京书法研究社副主席，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6年，张伯驹出于赤诚的爱国心，与其夫人潘素共商，从三十年蓄藏的书画名迹中挑出八件精品无偿捐赠给国家，以偿宿愿，收到文化部长沈雁冰的褒奖状，内写：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襄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

　　张伯驹认为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1957年，他被戴上了一顶“铁冠”。二十年后，伯驹在大连棒槌岛与刘海粟先生结邻而居，闲淡间海老问及伯驹：“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什么感想？”伯驹苦笑一阵，说出了肺腑之言：“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给国家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时间，一拖就是四年。……1961年，去吉林离京前，陈公派车接我到中南海，问到生活、写作、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十分细致。然后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我说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总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对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陈公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们珍重道别，心里暖烘烘的……”一席话，听得海老默然。火辣辣的一颗爱国心隐于话间！

　　1962年起，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等职。此期间，吉林省博物馆有一鉴定古代书画组，由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等收购古代书画，伯驹召集审定。伯驹就此建议，藉每周一会之机，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均可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并约北京、天津、上海相识老人分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书，此亦即《春游琐谈》的缘起。谁知此种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在“文革”期间竟成了一大罪状。1967年，张伯驹填了两首《金缕曲》，批判林彪、江青，却被诬为“现行反革命”。

　　张伯驹在被指为“现行反革命”的险恶处境下，得知陈毅元帅亦遭挨斗，当即致函慰问：

　　我公功在国家，尚且被辱，我何足道。所指我之罪名，皆是莫须有之事，只可一笑置之。

　　在隔离审查八个月后，给张伯驹做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1969年被迫退职，送往舒兰农村插队，那里不收，才与夫人一起又回到了北京。此时知陈毅元帅已病重住院，不能见客。1972年，陈毅元帅不幸逝世，张伯驹悲痛万分。挥泪写挽联挂于灵堂之上。联云：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之后，为纪念陈毅，又由夫人潘素取其曾在北戴河观海意境，画青绿山水《海思图》，张伯驹题悼诗四首以奠。录其中两首以窥雄浑悲壮，情见于词之一斑：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怕听雍门曲，西州事可悲。
　　霜筠怜故剑，露薤泣灵旗。
　　国续褒忠灵，人寻堕泪碑。
　　音容图画里，剩寄海天思。

　　其时，张伯驹那副用泪与情写下的挽联被有意悬挂在灵堂中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可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主席一眼就看见这副用鸟篆书写的挽联，走了过去，低声吟诵，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并询问陈毅夫人张茜：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是陈毅生前好友，但今天的追悼会却不允许他参加。毛主席又从张茜口中得知张伯驹老夫妻从吉林回北京后很狼狈，住房、户口都无法解决。主席感叹了一声，转身关照周恩来总理过问此事。经毛主席亲自过问，张伯驹终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时在1972年1月21日，离陈毅元帅追悼会后仅仅十一天。

　　1978年9月，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批准了吉林省文物局上报的对张伯驹的复查结论，当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自此之后，张伯驹更是精神抖擞，笔耕不止。1981年1月，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丰富了首都文化生活。

　　张伯驹爱国爱党的热情常常溢于言表，特别是对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充满了信心，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加速两岸同胞的团聚多尽些力量。1981年元宵节，民革和“中山书画社”举办了一次集会，张伯驹对没有台湾代表深感惋惜，即席填词。表示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恰好当时的盛会上，有刚从美国回大陆探亲访问的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著名画家方君璧女士，当场即由王莲芬女士挥毫写下了张伯驹的词：

　　玉镜高悬照大千，今宵始见一年圆，银花火树夜喧阗。　　隔海河山同皎洁，阋墙兄弟早团圞，升平歌舞咏群仙。(调寄《浣溪沙>)

赠送给了方君璧女士，带去国外。对此，张伯驹非常欣慰。

　　1982年正月，张伯驹参加了一次宴会，归来时突患感冒，不思饮食，紧接着连发高烧，引起了肺炎合并症。到了正月十五，病情急变，家人将老人送进了医院。入院六七天，老人茶饭不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一直处于昏沉状态。正月二十二日(公历2月15日)的早晨，老人突然变得神志清醒，提出要吃一点东西。这一天正是他的85岁生日。上午10时许，台湾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孙儿张晓鹰来探视。张晓鹰将要动身赴美，奉父亲、爷爷之命前来看望，并要带去合影像。伯驹得知详情后，紧握晓鹰双手泣不成声。晓鹰的泪水也在眼圈里打转转，嘴里连声说：“祝张爷爷健康长寿！”老人挣扎着坐了起来，斜靠在被子上，与晓鹰留下了一幅永存的纪念照。老人用依恋的目光送走了晓鹰，卧榻安息。看似平静的老人，内心深处却涌起阵阵波澜，往昔难忘的岁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欠着身子想取纸笔，记下此时的心怀，但未能成功。下午一时许，《文物天地》主编王禹时前来探视。老人请他取来笔纸，录下已吟成的七律诗一首和《鹧鸪天》词一首。七律如下：

　　○病居医院

张大千兄令孙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老人临终前，终不能忘怀祖国的统一，企盼着“早息阋墙梦”。

　　词一首如下：

　　○鹧鸪天

　　　　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禹时录完此词时，已被老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赤诚深深感动，含在眼里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在恭录的诗、词间。这位向祖国捐献了价值连城的珍宝而饱经沧桑离乱的老人，在告别人世之前还在“自省吾身”，深怕辜负了生养自己的人民和父母。他留恋祖国，留恋大自然的山川河流，留恋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他即将离去了，但他还要同这“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禹时望着老人微微闭上双眼，便悄悄地离开了。

　　到了2月25日晚，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医生竭尽了全力，但终未能回转天意。1982年2月26日上午10时43分，这位85岁的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3月4日上午，举行了张伯驹遗体告别仪式。3月26日下午，举行了张伯驹追悼大会。追悼会上，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各界知名人士200多人送了挽联。有5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
　　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赍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

　　这是宋振庭同志送的挽联，确是张伯驹一生的真实写照。

　　　　　　　1998年1月

（　录校：烟波钓叟　制作：恶人谷珠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