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孔顺：五世同堂（6）】我的大学（上）

杨旭

【江孔顺：五世同堂（6）】我的大学（上）

原创 楹联之家  联斋  2023-08-25 00:02 发表于河南


联 斋  第3510期


我的大学（上）

江孔顺

（一）
承蒙师恩升大学；
远游归梦忆当年。
      对族事的热心，源于对族谱的认知，对族谱的认知，则源于多上了几年学，多识了一些字，有了一张大学文凭，以及这些年生活的改善。
      说起上大学，我是改革开放以后，家乡那个小山村的第四个大学生。第一个大学生，是那个名叫清华的长辈家的孩子，长我一岁，也高我一届。当时就可以用数学方法解答化学试题，高中毕业当年，就考上了中山大学。在当时我们那个乡办高中，又是第一届，黄土岗上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可是不小的轰动。从那时起，我们的小山村，陆陆续续考出来一批大学生。既得益于天降甘霖，也可能是穷则思变的结果。总之，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上了。
      要说地利，家乡可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山窝。明朝以前有驿站，一条蜿蜒的骡马驿道，是连接后山雁岭街和烧锅店的捷径。由于驿站的存在，干店，饭铺，铁匠炉，戏台，私塾，魁星楼，就是标配。明中后期，国力渐衰，驿站也渐渐没落，只留下与过往行人和当地百姓相关的行当，直到清末。魁星楼据说是民国八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冲塌了，私塾也改建成后来的学校，我就是在那里上到初中毕业。设在戏台上的铁匠炉，由于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一直坚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我上学时，已经将近八周岁了。那个时候没有学前班，家长也没有时间教，只要会数一百个数，老师都高兴地接纳。背着妈妈用各色旧布片拼贴缝制的书包，拿着几毛钱学费和书本费，沿着小路走三百多米，过一条小河，就到了学校。
      学校是古庙（黑虎庙）改造而成的。后殿两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中间摆放了一张木制的乒乓球台。前殿原来是卖油盐酱醋的合作社，建了新的合作社后，就改为老师办公室和教室。粗大的木头梁柱，青瓦白墙。房脊上奇异的五脊六兽，已经残破不全。殿前的两棵四人难以合抱的皂角树，如同伞盖，为学校遮风挡雨。夏秋天，成群的白鹤在树上做窝，总有鱼虾落下。风雨过后，还会有小鸟坠落，大人们总想方设法将小鸟放在房坡上，老鸟会趁着夜色，将落难的小鸟接走。
      最初是春季招生，教室在偏房，土坯架起的长条木板就是课桌，从家里拿一个小板凳坐着。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老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学生们平时练习，就用滑石条在地上写字，作业就是抄写课文。记得校长是叫顾德同的中年人，头发只剩下周边还有一些。班主任是一个叫杨九菊的女老师，端庄慈祥，没几年就调走了。直到前几年她两个儿子故地重游时偶然碰上，才知道老师的信息。久别的老师，已是风烛残年。几十年后再相见，那个高兴，如同孩童，无以言表，可惜没见几次，老师就走了。
       对我们那一批学生影响最大的老师，莫过于一个叫赵天明的老师了。不记得赵老师有没有教过什么课，只记得他当校长后，带领全校师生挑土打墙，趁着暑假，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们驻扎在十公里外的大山上，夜晚住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听着野狼的嚎叫，熬过不眠的夜。白天伐树，把大树栽好，用大锯解成木板。趁着山洪暴发，将木板顺流放排，再在学校附近的河湾里打捞出来。就这样建起了一排六间两个大教室，清一色的椴木桌凳，在那时是绝对的奢侈品。
       不仅是校舍改善，学习质量也是抓得紧。以至于一个山村中学，老师也多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在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每年都有考上高中的，我们那一批就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
       赵老师两口子都是老师，一心扑在教学上，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也都随父母上学，学校是他们临时的家。平时威严的赵老师，课余打一手好乒乓球，时不时还和几个老师切磋切磋。学校的篮球队在乡里也是挂得上名次的，还有排球场，正步走，广播操。音乐课上，王老师用手风琴或脚踏琴伴奏，教室里飞出青涩而欢乐的歌。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整个学校的学习气氛一样高涨，教学秩序井然，教学成绩盖过一方，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至今听到手风琴或者脚踏琴的声音，还会情不自禁地把思绪拉回到小学和中学时代，回到那个出发的地方。
逢好运天时地利；
谢恩师剑胆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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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逝者如斯时事变；
世情于我壮图茫。
       长期的运动，让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少年，早早地懂得了社会的复杂，也懵懵懂懂地了解一些国家大事和身边的人和事。忽然而至的满墙大字报，花花绿绿贴一墙。形象生动的讽刺漫画，从柳下惠到现实生活中身边的人，从批斗会到治河改地，一拨一拨地发生着。
      最让人铭记在心的是，周总理和毛主席去世时的场景。记得广播里播送周总理去世的消息是在早自习的时间，小小年纪的我们，早自习停了，大家专心地听广播，噩耗传来，竟然感到忧心忡忡，大家议论纷纷，无不动容，表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自发地找来竹子、松柏枝，黄绿白纸，在学校搭起灵堂，哀乐声声，挽帐飘飘，全村人纷纷过来祭奠哀悼，人们在主席像前发自内心的哭诉，哭得比自己家亲人去世还要痛心。悼念活动持续有一周有余。村里一个新娶的媳妇，长得高挑俊俏，哭的格外伤心，几次虚脱昏厥，最后竟不治而亡。
      可能是因为年纪小，也或者是消息闭塞的缘由，那时候对恢复高考竟浑然不知。直到1977年有个高年级同学，因为小业主的成分而被取消上高中的资格，才感到自己的命运，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敢想象，连上高中都没有资格，大学就更是天方夜谭。尽管学习成绩尚可，对前途的事，并没有任何期待。倒是有一个同学，在县剧团来招人时，一首《小小竹排江中游》，就被招进了剧团，吃上了商品粮，后来改行成了猕猴桃培育专家，闲暇的时间，有时也会吼几曲《包龙图》。
      到了1978年，初中就该毕业了，学校组织大家步行四十五里路到县城的照相馆照毕业照片，一寸的黑白照片，后来才知道考高中要用的。走过十里乡村小道，沿着仅仅容下两辆汽车减速才能避开的沙石公路，再走三十多里。在县城的丁字街口，橱窗里的白胡子老头形象照和上了彩的军装照，告诉我们这些山里娃，这里就是照相馆，电灯的忽明忽灭中，神奇的照片就成了，十天半月后才能拿到照片。
      第一次看到摄影师钻到红黑两层的布罩下调好机器，一手吸引被照者的注意力，一手按下快门。大家基本都是第一次照相，竟有不少人洗出来后是挤着眼的，不得不二次去照。
      稀里糊涂中，两年的初中就结束了。漫长的暑假，可能就是漫长的人生的正式开始。十五岁的我，已经可以像一个大人一样地下地劳动。偶尔在基建队顶替家人的几天，才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繁重的体力活，自己没干两晌就已经吃不消了，好心的人们就让我在伙上帮厨，劈柴烧火剁南瓜。八两灰面的杠子馍，大海碗吃饭，自己干不了那活，也吃不下那饭。当时没有意识到，那可能就是自己将来的人生。
      直到有一天晚上，一个老师兴冲冲地跑到到家里，关着门，当着家人的面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考上高中了，要我赶紧准备准备去上学。两个毕业班六七十人，只有六七个考上高中，而且是论分数，不论成分，真是喜从天降。
      高中是乡办的，建在距离乡政府二里多的一个黄土岗上，前后四排土木结构红机瓦房。南依霄山，东望屈原岗，西面古庄河，北通回车街。由于是第二届，学校需要自带桌凳，床褥。我就带一张新做的两斗桌和一条长板凳，和同村一个家境更苦的大眼睛同学伙用。如今已经不记得，当时大人们是怎么把这些连同粮食，软床等拿到二十里开外的学校的。依稀记得开学前几周，还在学校平了一星期操场，一百多师生，男男女女，带着干粮，硬是用镐挖锨铲架子车拉，把一个斜坡的山岗，高挖低填，平成了伴随我们十届学生的简易操场。
日暮山斜愁远梦；
喜从天降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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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羡学长名声大噪；
论成绩惨淡无奇。
      由于对大学的无知，高中的生活一开始就显得按部就班和平淡无奇，甚至有些漫无目的。尽管第一学期全年级三个班总排名已经是第十五，但这个名次距离当时的大学录取人数，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倒是第一届的学长们，在地区竞赛中的一二三等奖，和那敲锣打鼓欢迎的场面让人记忆犹新。高考时果然出手不凡，首届高中毕业生，在那个夏天里，回车高中收获了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两个重点大学和其他四位学长被大中专录取的佳绩。在那个很多学校被剃光头的年代，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那时候的重点高中，每年升学率也很低，且多是普通院校，大专中专，只要换了粮本，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喜事。
      一炮走红，使这个新办的普通高中名声大噪，为了继续前进，老师们教起书来，也显得格外卖力。尽管老师中有不少是被打成右派刚刚平反的，有从下边中学进修后直接调来的，还有一位教历史的，可能刚刚走上讲台，连学生都不敢多看的美女老师，用乡下娃从未听过的腔调述说着汉谟拉比法典，还有一个因钻红薯窖自学ABC而一炮走红的年轻人，被临时调来教英语的老师。
      由于几任校长和教导主任要求都十分严格，老师们、学生们，似乎都不敢懈怠。尤其是那位叫杨宗良的语文老师，既有感人的“草帽”故事，也有经常给那些不听话的学生栗凿吃，甚至不顾脸面的大声责骂呵斥，叫当时的同学们爱恨交加，如今都变成了无限感激。
      清晨，鸡还没叫，老师就来宿舍喊起床了。晨读时，语文老师和学生比赛背课文。晚自习，发音不准的英语老师教大家“狗的毛宁”。和同学们一样留着鼻涕的物理老师，不时用双手小臂提上板书时突然下坠的裤子。化学老师代课时，给大家改善一下大脑环境，读一篇《微微山上的钟声》，竟叫我至今记忆犹新。人民日报上的《晨光短笛》成了我们练习作文的范文，屈原岗石碑上的祭文，成了我们纪念屈子的古文教科书，霄山踏青绝对是课外观察的好机会。至今还忘不了，有同学作文里一句“深黛色的远山”，让老师夸奖不已。
      学校旁边砖瓦厂门卫上，二十吋北京牌彩电里播出的《加里森敢死队》，不时地勾引着学生的魂灵。解禁后露天上映的《红楼梦》电影，差一点断送了一个天才同学的双腿和人生。雪天偶尔的睡过头，课堂上偶尔的打盹和同学间的纠纷，都可能遭到老师的严厉训斥、罚站和粉笔雨的袭击。
      战战兢兢中，迎来了毕业和高考。考场设在县城里，早早地老师就带着大家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第一次住招待所，第一次看到贴瓷片的洗漱间，第一次进入森严的考场，一起都是那样的新鲜。考试期间，还偶遇了同在招待所住宿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剧组，彩色飞碟，在红男绿女的演员手中传递、翻飞，愣叫这些山里娃看傻。
      更让人傻眼的是，迷迷瞪瞪中，高考考了个十名开外。尽管分数距中专线错的不多，但要缩小那一点差距，可能比登天还要难。后来的残酷现实，就在曾经竞赛获奖，被称为五虎上将的师姐身上应验，十次高考落榜后，教室的横梁上飘过了悲凉的身影。
就在这个时候，莫名的自尊和愧疚，好像从天而降一样，让人手足无措，感觉愧对所有人，怎么也无脸再回到那个熟悉的学校。最后还是在老师的苦口婆心开导下，在父亲期待的眼神中，重又踏进了校门复读。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一年后还是以十几分的差距名落孙山。
      面对困顿的家境，十几分就好像是一道爬不到头的天梯，横亘在我和大学之间，自己再也没有勇气去复读。小小的年纪，哪来的主意和自尊。任凭家人怎么劝，怎么吵，决计不再去那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家里实在是需要劳力，已经五十出头的父亲，态度已经不像去年那么坚决，母亲似乎已经风烛残年。倒是二哥，毕竟大我八岁，学没有上成，苦受了一堆，上大学对于我们这个家庭和个人的意义，可能更有感触。他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似乎把改换门庭的心愿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苦口婆心，几次三番。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在一场秋雨里，我的书被扔进了泥泞的院子里，弟兄俩为此打一架，又各自抱头痛哭。
      哭过之后，我似乎有些想通了。可是当我被送到二十里外的学校时，已经过了开学的时候，我所在的理科班，加上复读的已经满员，连一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老师了解我的物理不好，就劝我去文科班复读，这样我就阴差阳错地进了文科班。
      正当我顺利地通过第一次考试，刚刚引起老师重视的时候，一场病毒性痢疾袭来，让我生不如死。尽管学校破例允许我到老师伙上吃饭以改善伙食，期间也得到了光头余师傅等人的格外照顾，还是没能躲过回家半路发高烧，不得不就近到表哥家暂住养病。病好后没多久，妈妈又因病不治而亡。在送走妈妈那个凄冷的雨天，冰冷的雨丝，似乎浇醒了一颗沉睡的心。年后的预选考试，我成为文科班六个上榜者之一，等到高考成绩出来，依然残酷，距分数线三分的差距！尽管是满腹的遗憾，还是让我似乎看到了曙光。
两连败不递春信；
三上阵方现曙光。


江孔顺，号石翁，1963年4月生于河南省西峡县，郑州大学毕业，专职从事律师20年。西峡县诗词楹联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西峡县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河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股权合伙人、党委副书记，神护江品牌所有人，担任多家单位法律顾问。闲来拍一些花草，写几段闲文，诌几句诗联，自娱自乐。


  顾问：常  江
  主编：杨  旭
  副主编：徐文德  江孔顺
  邮箱：xixiay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