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大楹联 迈向新高峰——新版《联律通则》的学习与商榷 河南三门峡 李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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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大楹联 迈向新高峰——新版《联律通则》的学习与商榷
河南三门峡 李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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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新版《联律通则》，犹如一石投水，在联界激起了层层波澜，有人拍手点赞，有人冷眼相观，有人热烈拥护，有人不以为然，见仁见智，说长道短，不一而足。忝为中国楹联学会一员，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不仅需要，更有义务旗帜鲜明地表达观点。唯有如此，才能融汇贯通新版《联律通则》与创作始终，永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拳拳初心。   新版《联律通则》颁布实施，一时间联界或赞成或反对，各种声音尘嚣甚上，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态势。“褒贬是买主”，我们说有反对的声音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深潭投石，寂静无声，听不到反响，看不到态度，遭遇冷暴力。古人云：“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一项动议，一种规则的出台，要反映内在规律，有助于事物成长，就必须广开言路，倾听不同的声音。汉陆贾《新语·辅政》说：“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何况持不同意见的人中，不乏名闻遐迩的高手硕彦。仔细分析这些意见，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人云亦云反对“对联”称谓的改变；二是反对引言部分的改动；三是对特征、规则、对格的调整，持不同见解。这就要求我们客观理性地分析各种不同意见，沉稳细致，释疑解惑，因势利导，求得共识。
一、对新版称谓难以认同，不乏情感上的惯性使然。   在新版《联律通则》颁布实施后，相当一部分反对的声音是出于对旧版《联律通则》的熟悉，对突兀而来新版《联律通则》的陌生，脑筋一时转不过弯来。譬如：称谓的改变。新版中除了学会名称中出现“楹联”两字之外，旧版中的“楹联”均改称“对联”。其实，在旧版《联律通则》颁布之初，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也对旧版所称“楹联”颇有微词，不以为然。把一个千百年来耳熟能详的“对联”，改称“楹联”，容易让人诟病为隐晦，艰涩，故作高深，附庸风雅。岁积月累，驾轻就熟，就像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中所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简而言之就是存在即为合理。当人们把“楹联”称谓由格格不入难以接受，到逐渐认可习以为常，且被时间固化在脑海之后，再强行地要求他们做出改变。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情感上，都或多或少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了。   中国楹联学会会长李培隽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楹联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深厚的民俗性。这种民俗性是一种生活习俗，一种生活习惯，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既然对联的本质是民俗性，对联作为一种习俗，一种习惯，早已同民众的生活须臾难分水乳交融。新版《联律通则》将旧版“楹联”改称“对联”，不正是其本源的回归吗？《现代汉语词典》对联词条有：“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尽管说叫对联或对子是俗称，叫楹联是雅称，二者虽有差异，却无本质意义上的不同。然而，《联律通则》作为楹联创作必须遵循的法度和圭臬，新旧版本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由小圈子，走向了大群体，由小组织，走向了大社会。藉此而论，又可谓意义十分重大。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新版《联律通则》称谓的改动，既是对联民俗性的回归，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理念的充分表达。   招致不同声音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应了“酒香不怕巷子深”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缘故？新版《联律通则》的推出，少了一些前期策划，少了一些过程引导。所谓的宣传鼓动就是要引导风向，引导舆论，引导人心，引导人们的意识形态。毕竟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关注一些事就不能关注另外一些事，而宣传鼓动的作用就在于吸引人的注意力及引领方向。若是前期宣传的更加充分一些，铺垫的更加扎实一些，相信，就会让许多人由不理解到理解，由消极到积极，由观望到支持，来一个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呢？
二、新版地位、特点表述，极大地焕发了对联生命力。   旧版《联律通则》引言部分对楹联的定性为：“楹联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独立文体之一，具有群众性、实用性、鉴赏性，久盛不衰。”新版《联律通则》引言部分对联的定性则是：“对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谐巧性、实用性、文学性等特点。”就新版引言对联定性，亦有不少不同意见，要么是对新的定性表示反对，要么是对新版对联特点的表述顺序，难以认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斗大的线团缠不清，一时间是非曲直难有定论。然而，木不钻不透，理不辨不明。只要心平气和以理服人，抽丝剥茧，朔本求原，秉承弘扬发展传统文化的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化异为同达成共识。（一）新版对联地位定性，增强了楹联人的文化自信。   对联产生的确切年代，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对联缘于民俗而产生，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夹缝中游离、生长，从大雅到大俗，撰联队伍庞杂，所遵循的文体形式、规范，亦因地域和年代而变化，则得到了当今联界的一致认同。可以说对联文体一直未能像格律诗词那样，形成 “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 严格的格律规范，更不要说官方的认可与颁布了。因而，在旧版《联律通则》中表述为：“楹联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独立文体之一，”其核心要义还是为楹联在“中华文化宝库中”争得一席地位。说的体面一些是寻求社会定位，争夺话语权。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求认可、求生存。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对联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在夹缝中游离，受到的扭曲挤压积重难返。当然，也同旧版《联律通则》修订时，传统文化从未受到如此重视的社会大背景，不无关联。   犹如唐代李白诗中所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自2008年10月1日颁布《联律通则（修订稿）》，仅仅十多年的时间，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作用越来越强大。在各级楹联组织推动下，楹联文化风生水起波澜壮阔。用时下李培隽会长的话说：“在全国范围内，楹联文化的传承发展较快，可以说进入了“高原期”，正向着“高峰”迈进。”因而，才有了新版《联律通则》：“对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性，非但从求得社会认可的小圈子里，跳脱了出来。而且，沉稳坚定，掷地有声地宣示，对联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强调对联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应有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对联人的文化自信，增强了联家的使命感、荣誉感。（二）新版对联特点表述，尊从了历史脉络。   旧版《联律通则》将楹联特点表述为“群众性、实用性、鉴赏性。”新版《联律通则》除保留旧版“实用性”之外，用“谐巧性”和“文学性”置换了另外两点。其表述为“具有谐巧性、实用性、文学性等特点。”一些反对的声音要么要求恢复旧版表述，要么对新版确立的谐巧性、实用性、文学性，孰轻孰重争论不休。要想厘清其中的子丑寅卯，内在关联，很有必要梳理一下对联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对联文体出现之前，对偶修辞一直作为诗歌、骈文等，各种文学创作的基本技巧，唐宋以来的儿童启蒙中，对偶修辞一直是最主要的教育内容，在由短到长的对偶训练中，一些十分精巧的对偶短语，如“苍耳子”对“白头翁”。一些名士有意无意形成的对偶短句，如“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之类。便因其谐趣性而广泛流传，这便是对联文体谐巧类对联的源头。此类作品只能作为对联文体最低级的表现形式，与成熟的对联文体形式，还有着一定的差异。实用类对联则是借着民俗学上的桃符偶然出现，也就是后蜀孟昶、北宋苏轼题桃符联句，此时的对联文体正处在自发阶段。至到南宋朱熹，才开始有了朦胧的对联文体意识。对联真正意义上的显现，是到了明代中期李开先、杨慎，自此以后对联文体才进入自由自觉的创作兴盛阶段。   梁章钜最早意识到“巧对”与“楹联”在形式上的巨大差别，他把技巧性极强的巧联在《楹联丛话》之外，结集为《巧对录》。已故联家刘太品先生亦曾呼吁：“我们可以把对联文化的内涵分为谐巧性、实用性和文学性三个部分，这其中谐巧类对联产生最早，流传最广，格律要求也最为庞杂和宽泛。”由此，我们可以梳理出对联由谐巧联萌发，继而实用联登场，文学性则时隐时现贯穿于对联成长的至始至终。一副好的对联抑或是某一种特点相对突出，抑或是三种特点兼而有之。新版《联律通则》对联特点的表述，大抵是遵从了历史上对联产生的先后顺序。如果一味地将对联特点的内在关联对立起来，抑或人为地阉割分离，口诛笔伐大肆鞭挞，则本末倒置有失偏颇了。
三、附则的提升拓展，夯实了大楹联的根基。   新版《联律通则》第四章附则第十一条：“本通则作为对联教育、创作、评审、鉴赏中，在格律方面的基本依据。”同旧版相比仅仅增加了“教育”两字，却让人五味杂陈满腹感慨。一直以来对联创作是老年人的游戏，虽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毕竟“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感慨人才断档，创作队伍青黄不接的同时，又颇有几分酸楚，几分无奈。千百年来，楹联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一直为国人所喜爱。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楹联被驱离课堂，淡出人们的视线。从事楹联创作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弄到吉光片羽，凤毛麟角的不堪境地。   春秋哲学家管仲《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清梁章钜《楹联丛话》中说，“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以“百年”之计代替管仲的“终身”之计。可见教书育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好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说：“青少年是祖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楹联文化大有崛起之势，风气日渐浓厚。要让楹联这门国粹艺术发扬光大，就必须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普及楹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是楹联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然，这里的“教育”不仅是体制上的课堂教育，也包括对联文化的普及与对联人才队伍的壮大。放眼全国，无论是天津的“大都市楹联文化”，还是三门峡的“融合新媒体，激扬新时代”，抑或是运城的“联卷河东一片红”众多楹联文化现象不断涌现，以及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四大文化强省各自创立的楹联文化高地，都极大地增强了楹联文化的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新版《联律通则》附则中增加“教育”一词的底气所在，根基所在。
四、科学修订《联律通则》，是应时而动顺应潮流。   当今社会，正在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至国家，下到个人，都必须明察大势，顺应潮流，以自强不息精神破除阻力、迎接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正是时代赋予楹联人的使命与荣光。   《联律通则》无疑是对联创作实践中，处理各种形式层面矛盾关系的行为准则。2008年10月第一版《联律通则》的制定，是在认真研究古人创作实践，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探讨论证，集思广益的产物。参与通则制订的人中，不少都是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颇负盛名的专家学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掐指细数，旧版《联律通则》的颁布实施，已经过去了十数个年头。“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战国楚宋玉《答襄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由此，衍生出了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下里巴人，和者益众，一干成语典故，就是告诉我们世间万物，只有求得多数人的理解和参与，才能成长发展，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李培隽会长多次强调：“抓住楹联“民俗性”这个本质特征，为时代和人民放歌，才更能为人民所接受和喜爱，赢得更大的发展契机，焕发出更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简而言之就是对联要大众化，惟有亲民，接地气，推动对联文化转化为全民文化，楹联才能迎来大发展，大繁荣。   新版《联律通则》的修订，汲取了旧版《联律通则》施行十多年来，积累的一些经验，发现的一些问题。斟词酌句，删繁就简，深入浅出，择精扼要，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修饰语和专用名词。文字编辑也下了很大功夫，力求用字、用词准确。新旧版本相比减少了313个字。可谓文字简洁明了，语言通俗易懂，有利初学者学习、掌握。概括而言：一是简洁严谨，便于执行；二是融合生活，亲民接地气。是新版《联律通则》的两大特征。   对联格律是对联作为独立文体理应具备的基本形式要求。对联格律并不先于对联文体而存在，它是后人对前代联家创作实践中，所遵守的对联基本形式要求的归纳和总结。科学而系统的对联格律学，是建构中国对联学的重要基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联律通则》的科学完善，是楹联文化走向时代高峰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1.2021年3月 央视网《习近平谈文化自信》；2.2024年1月 中国楹联学会新版《联律通则》；3.1987年 梁章钜中华书局《楹联丛话》；4.1997年10月 德•黑格尔 商务印书馆《法哲学原理》；5.2023年12月 湖南日报专访中国楹联学会会长李培隽《让楹联文化“活”起来，传下去》；6.1999年 袁行霈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文学史》；7.2006年 刘太品 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对联的文学性与文学类对联》；8.2016年9月 刘太品《树立科学联律观，促进对联创作、鉴赏和评审工作》。